嘉祥县是“中国石雕之乡”，石雕艺术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位于嘉祥县距今一千八百多年的武氏墓群石刻（俗称“武氏祠”，学者们也常沿用“武梁祠”代指整个武氏祠），集东汉画像石雕刻艺术之大成，也见证着嘉祥石雕艺术的历史。梁氏家族是嘉祥著名的石雕世家，世居武氏祠旁紫云山脚下的梁山村，祖辈从事石雕艺术，擅长牌坊、碑刻及浮雕，其作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为嘉祥石雕艺术的传承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梁秉公，嘉祥石雕梁氏世家第十九代传人，“嘉祥石雕”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受祖辈熏陶，梁秉公从小就跟随叔父梁兴明学习石雕技术。“我是一个老石匠，干了一辈子跟石头打交道的活，家乡就在武氏祠的对面。武氏祠从小滋养了我，启发了我，即使到现在还是感觉到不满足，手上的功夫还一直在不断学习和精进。”6月20日，梁秉公告诉记者。

　　“武氏祠的石狮子，是中国发现最早的石狮子。东汉石匠孙宗刻狮，难度相比现在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没有先例和模板，只能根据想象和理解来创作狮子的形象，这是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创举。不仅它的形体，包括它的面部张口扬首，都十分生动。”梁秉公告诉记者。几十年来，他以超常的毅力学习研究古人的雕刻艺术表现形式和雕刻技法，并力求古为今用，大胆创新。他利用武氏祠汉画像石雕刻形式和技法制作的曲阜孔庙“孔子圣迹图”和孔子像，利用武氏祠石狮雕刻形式创作的狮子造型系列，还有围绕麒麟文化创作的大型群雕“西狩获麟”等，获得了社会各界的极高评价。梁秉公擅长人物塑像，制作了孔子、墨子、曾子、老子等众多先贤的肖像雕塑。

　　梁秉公创作雕像《开天辟地》，通过想象刻画了孙宗做石狮时的形态，“他的形象是取材于我创作石狮的模样，因为我本身就是石匠，创作的时候可以从生活中取材，充分发挥想象实现创新。”梁秉公的作品构思精妙、寓意丰富，艺术风格崇高威严、古朴浑厚，人物造型凝重、端庄，刀法娴熟精湛，线条简洁洗练，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其作品畅销全国几十个省、市及美、日、韩等国家。

　　1982年，梁秉公创办了嘉祥县紫云山石雕工艺厂，使嘉祥县的石雕业由个体加工迈向了企业化发展的道路。为使嘉祥石雕适应新时代的发展，他多次去大专院校学习，向刘岘、刘曦林、王培东、何宝森、陶田思、李振才等艺术家求教，并邀请专家到厂内传授技艺。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嘉祥石雕的艺术水平不断提高。他的企业还培养了一大批石雕新人，梁庆荣、梁庆奎、梁庆领等传人已成为嘉祥石雕业的佼佼者。

　　然而，随着机器化生产的普及导致艺术市场的同质化，削弱了艺术品的独特价值，作品成为流水线上的复制品，失去了手工艺术中蕴含的温度和个性。对于一些传统手工艺人而言，机器化生产更是直接威胁到了他们赖以生存的手艺传承，使许多精湛技艺面临失传的风险。

　　“那些倾注心血创作出的高难度艺术作品，往往能在当今时代中占据独特的价值地位，赢得更加坚韧的生命力。”梁秉公说，当下的工匠艺术家们，若能巧妙地在人工智能的浪潮中找到自己的航道，不仅规避技术的冲击，更将石雕、石刻等古老技艺薪火相传，那么这不仅是对传统的坚守，更是一次次跨越时代的壮举。它象征着一种文明的延续，每一次精准而充满情感的凿击，都是向未来传递的一份厚重礼物，将赢得后代人的崇敬与回响。

　　“艺术的最高价值就在于创新。一生与石头打交道，我从孙宗身上想到了自己，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寻求创新，做别人做不了的石雕，攻克别人攻克不了的难关。这不仅是完成一项光荣的历史使命——维护与创新文化遗产，更是以行动书写我们这一代艺人不懈努力、勇于担当的辉煌篇章，共同缔造一个又一个不朽的艺术传奇。”梁秉公说。

　　自古以来，嘉祥县就是著名的石材产地和石雕艺术中心。这里的石雕技艺历史悠久，而武氏墓群石刻正是这一地区石雕艺术的杰出代表。它们不仅是嘉祥石雕技艺水平的证明，也是推动当地石雕艺术发展的重要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嘉祥石雕技艺不断传承与创新，从武氏祠的汉画像石到现代多样化的石雕作品，形成了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品牌，使嘉祥赢得了“中国石雕之乡”的美誉。

　　武氏墓群石刻是嘉祥石雕艺术传统的源头之一，它不仅反映了早期嘉祥石雕的高超技艺，也为后世的石雕艺人提供了灵感和技艺借鉴，促进了嘉祥乃至中国石雕艺术的持续繁荣与发展。6月20日，记者专访山东省非遗石雕项目传承人梁秉公，听他讲述石头上记载的千年历史以及非遗石雕技艺的传承与发展。

　　武氏祠不仅仅是历史遗迹，它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教科书和灵感源泉，承载着丰富的文化意义和技术精髓。武氏祠的画像石以其精细的雕刻技术和巧妙的构图设计，展示了汉代石雕艺术的巅峰。我们会视其为学习和模仿的典范，尤其是在线条处理、空间布局、形象塑造等方面，仍然是现代石雕手艺人精进技艺的重要参考和样本。

　　每一块画像石都是一个故事，通过夸张的戏剧性动作和生动的场景描绘，展现了古代生活和神话传说。石雕艺人从中可以获得无尽的创意灵感，如何在石头上讲述故事，如何用静态的画面传达动态的情节，这些都是值得深入研究和借鉴的。它激励我们不断突破自我，不仅要在技术上精益求精，还要在艺术表达上寻求新的突破，力求在传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

　　武氏祠作为历史的见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对于石雕艺人来说，它是一个文化和精神的纽带。通过研究这些石刻，艺人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和多样性，从而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更多文化元素，增强作品的文化内涵。

　　对于石雕艺人来说，武氏祠是技艺的宝库、灵感的源泉、文化的灯塔，它不仅教会了我们如何雕刻，更重要的是，它启发了我们如何将自己的情感、理解和尊重注入到每一件作品之中，使之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桥梁。

　　武氏墓群石刻画像之所以选择石头作为材料，有多方面的原因。在古代，石头因其自然的坚固性和耐久性成为纪念性建筑和艺术品的理想材料。相比于木头、布料或其他易腐材料，石材能够抵抗风雨侵蚀和时间的消磨，更好地保存雕刻的艺术细节，使得武氏墓群石刻能够穿越千余年仍能较为完好地留存至今。

　　石刻艺术有着悠久的传统，尤其是从战国到汉代，随着厚葬习俗的盛行，石刻作为一种丧葬艺术形式得到了极大发展。武氏墓群石刻正是这一时期石刻艺术的杰出代表，它们不仅具有宗教祭祀的功能，也是当时社会文化、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实物见证。武氏家族作为东汉时期的仕宦世家，使用石刻来装饰其祠堂和墓葬，不仅体现了对祖先的尊崇，也彰显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石材的使用反映了当时厚葬之风以及对死后世界的重视。

　　从艺术表现力来说，汉代画像石艺术特别注重线条的流畅和形象的概括，石材的质地便于工匠们施展高超的雕刻技艺，展现丰富的人物、动物、神话及生活场景，传达深刻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寓意。

　　武氏墓群石刻选择石头作为创作媒介，既是对传统丧葬文化的继承，也是对家族荣耀的彰显，同时确保了这些艺术珍品能够穿越历史长河，成为今天我们了解和研究汉代社会风貌与文化艺术的重要资料。

　　武氏墓群石刻展现了汉代工匠高超的雕刻技艺，采用阴线刻、阳线刻、浅浮雕及减地平雕等多种手法，线条流畅，形象生动，展现了极高的工艺水平。这些技法的运用，使得石刻图像层次分明，立体感强，细节精致。无论是人物的表情、动态，还是服饰、器物的细节，都处理得极为细腻，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礼仪、服饰、军事、农耕、狩猎等，为后人提供了宝贵的历史信息。

　　作为汉画像石的杰出代表，武氏墓群石刻的艺术成就对中国乃至世界艺术史都有重要影响。它们的艺术风格独特，融合了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石刻画面布局严谨，构图巧妙，往往能在有限的空间内，刻画出复杂的场景和众多的人物形象，同时保持画面的和谐统一，显示出艺术家高超的空间利用和叙事能力。

　　作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氏墓群石刻是中国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武氏墓群石刻是研究汉代社会历史、风俗习惯、服饰制度等的珍贵资料。通过这些石刻，可以窥见汉代社会的风貌，包括家庭伦理、忠孝观念以及神仙信仰等。它们不仅是艺术作品，更是承载着深厚文化内涵的象征。石刻中的忠孝故事、神话传说等，反映了汉代主流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对于理解古代中国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武氏墓群石刻不仅工艺精湛，艺术表现力丰富，而且具有极高的历史、文化与艺术价值，是研究汉代社会与艺术不可或缺的实物资料。

　　邀请国内外石雕艺术家、学者共同探讨武氏祠石雕的艺术特色、历史背景及技艺传承的路径。通过国际交流，引入新的设计理念和技术，促进传统石雕技艺与现代审美的融合。

　　建立武氏祠石雕技艺传承基地，邀请经验丰富的石雕艺人作为导师，开设培训班或工作坊，向年轻一代传授传统的雕刻技法。利用现代教育手段，如数字化教学资源，让学习者更直观地了解石雕工艺的历史与技巧。

　　鼓励石雕艺人与当代艺术家、设计师合作，将传统石雕技艺应用于现代公共艺术、景观设计中，创造出既有传统韵味又符合现代审美需求的新作品。例如，可以尝试将石雕与数字艺术、光影艺术结合，拓展石雕的表现形式。利用3D扫描、数字建模等技术记录和复原石雕作品，建立石雕技艺的数字档案，便于学习、研究和传播。同时，开发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体验项目，让更多人以互动方式感受石雕艺术的魅力。

　　此外，开发石雕艺术品的市场潜力，通过电商平台、艺术展览等渠道，推广石雕作品，使传统手工艺人能够从中获益，激发他们创新与传承的热情。通过这些方法不仅能够有效传承石雕技艺，还能推动其创新发展，让这一古老的技艺焕发出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