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传入拉达克可能始于吐蕃时期，研究拉达克早期佛教艺术史的材料以石刻造像为主，学术界亦关注较早。通过石刻造像、题记与9-12世纪克什米尔造像及同期拉达克同西藏及周边地区的贸易联通的比较研究，初步梳理拉达克早期佛教石刻的分布、题材、风格及相对年代。这批造像主要受到克什米尔艺术风格的影响，年代为9-11世纪，由往来于贸易通道上的佛教信徒施刻。拉达克佛教艺术史在重构拉达克历史及文化史中有重要意义。

　　谈及拉达克史，不可避免地要谈到佛教是如何在这一地区形成的。换句话说，拉达克的历史与佛教的兴起和发展密不可分。不过，很难脱离西喜马拉雅其他地区佛教发展的状况来孤立地谈论拉达克。这一地区，佛教强有力的影响无处不在，几乎所有的政治事件均与之有关。

　　11-13世纪阿契寺建立之前拉达克佛教艺术史的材料非常有限，因为几乎没有任何精确的历史记载和图像资料。拉达克及周边地区也欠缺可资对比的信息。甚至难以准确查明佛教何时传入，几乎没有什么文献资料可以帮助重构这一地区的早期历史，现有的考古证据也尚无可靠断代。由于这一地区最早的佛教遗存以石刻的形式存世，通过石刻造像、题记与同期的贸易联系、贸易路线等的比较研究，有望对拉达克早期艺术史的研究带来一些曙光。

　　自殖民地时期西方探险者和官员游历拉达克时起，大量的石刻材料开始受到关注。默克罗夫特的《旅行》（1841年）1和康宁汉的《拉达克》（1854年）2两部著作中提到穆白克（Mulbek）的弥勒造像和车地（Dras）的石刻。不过，对这些石刻最早进行学术研究的是弗兰克的《印藏古物》（1914年）3以及晚得多的毕达克的《拉达克王国史》（1977年）4和斯内尔格罗夫、斯科鲁普斯基的《拉达克文化遗产》（1977和1980年）5。更为晚近的研究是巴勒的《佛教天堂》（1982年）6和郭乐知的《阿契寺》（1996年）7，他们通过艺术史的分析，确认了拉达克早期寺院中的克什米尔影响。

　　在本文中，笔者对上述学者和探险者提及的各种石刻进行分析，并呈现笔者自己的新发现。本文的研究是基于更精确的记录和拉达克石刻造像与克什米尔铜造像之间的对比研究。以前有学者提出过运用此种对比方法8，但尚无开展过正式的研究。200-2008年，笔者收集了大量卡吉尔（Kargil）、列城（Leh）及努扎（Nubra）河谷的石刻材料。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地区：

　　卡吉尔：车地、穆白克、图麦（Tumel）、卡泽（Kartse）和恰玛昆布（Byama Khumbu）。

　　列城：卡拉泽（Khalatse）、阿契（Alchi）、萨博（Saspol）、尼莫（Nimo）、曲（Skyu）、塔如（Taru）、列城、协地（Shey）和萨第（Sakti）

　　努扎：迪嘎（Digar）、宏德（Hundar）、提力思（Tirith）和苏木尔（Sumur）

　　史前岩画遍布拉达克。这些岩画或敲琢或凿刻于散落在河岸及河谷台地的棕黑色砾石上。丹尼（Dani）总结出了其具有的两个方面的明显特征：这些岩画分布于整个西喜马拉雅/喀喇昆仑地区，且密切相关；这些岩画从很早时期一直延续至历史时期，可以说是从史前延续至中世纪早期的一种文化语言，对此我们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资料9。拉达克发现了各个阶段的史前石刻，尽管我还没能进行断代。

　　最早期的岩画包括简单的线刻图像，只有野山羊、人物、几何图形等，也有单体或成组的射箭狩猎场景，表明了生活在拉达克的早期人类为狩猎者和采集者，早于以农耕为业的门人和所谓的“达尔德人”。巴基斯坦德国研究团队于1979年在印度河上游及邻近巴基斯坦北部地区发现了大量的遗存，记录了近50000处石刻和6000处题记10。

　　很难准确断定佛教何时传入了拉达克，但可以肯定的是，拉达克人接触佛教的时间是在吐蕃吞并象雄、佛教被接纳成为吐蕃官方宗教之后，大约相当于公元760-840年11。在拉达克，有几处当时驻扎在拉达克边境的吐蕃军队留下的岩画遗存12。岩画表现的是佛塔图案，有的有藏文题记，有的没有，题记中提到人名，其中有些是佛教徒，有的刻有藏历纪年。显然，当时的拉达克，包括邻近地区（今属巴基斯坦）皆被吐蕃占领。但是，在这么早的时期，吐蕃文化并未对当地产生真正的影响。当时，吐蕃本土仍在持续从印度次大陆、尤其是克什米尔等地吸收佛教思想，本文讨论的石刻准确地说并非吐蕃起源。

　　从车地和卡拉泽发现的佉卢文及婆罗米文题记还不能肯定地推断拉达克曾经是贵霜王朝（公元2-3世纪）的一部分13，尽管贵霜的影响曾经抵达巴基斯坦北部印度河上游地区，这一地区拉达克显然也有很长的历史14。

　　本文主要通过拉达克石刻雕像与9-12世纪或更晚时期克什米尔铜造像的对比来研究印度北部地区尤其是克什米尔对于拉达克石刻浮雕造像的影响，因为晚期克什米尔铜像可资利用的材料更多，至少可以用于比较记录。

　　图一观音像，黄铜、银、铜，高1米，西藏，约11世纪，普瑞茨克尔（Pritzker）收藏，休斯迪布瓦拍摄

　　关于拉达克早期佛教石刻雕像的研究表明，其与克什米尔铜造像之间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克什米尔的作坊至少在7至12世纪期间，相当积极地从事铜造像的生产：这类作坊凭借高质量的产品和制作不同尺寸的造像而闻名于世。遗憾的是，大型的造像没有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是那些尺寸较小、便于携带的造像，许多存放在西藏和拉达克的寺庙里。前往克什米尔的藏族朝圣者、学者曾经带回西藏一些15。克什米尔工匠在藏地相当活跃，他们的技艺有口皆碑，因此西部西藏艺术深受克什米尔的影响。克什米尔铜造像（图一）的独特特征是：身躯强壮，肩膀宽阔，胸部健硕，腹肌与阿契寺松载殿的造像非常类似。其他典型特点还有：拱形眉，小嘴，宝冠下方有一圈联珠，腰布（dhoti）嵌铜，眼部嵌银。尖顶的王冠和莲瓣是藏地克什米尔铜造像的突出特点，学者们普遍认为这批造像是克什米尔艺术家在西部西藏制作的16。

　　沿着印度河从北印度到中亚之间一定存在一条持续了数百年的早期贸易通道，很好地沟通着克什米尔和拉达克之间的政治、文化交流。通常，印度和克什米尔与通过中亚的南丝绸之路相连接，主要通过三条路线与北部发生贸易。其中两条经吉尔吉特和亚辛河谷抵达塔什库尔干，然后连接上喀什道。第三条路线经拉达克及斯丕提，然后分成两路，一路抵达于阗，一路抵达莎车和喀什17。上述题记证实，卡拉泽村（列城西100公里）自贵霜时期便处在贸易通道上。这条通道至关重要，因为它是通向西藏及中亚其他地区的门户。由此可见，这条道路在中世纪早期一定也是一条贸易通道，经索吉拉垭口抵达拉达克，再从此地出发，通过莎车或于阗前往中亚。当印度经丝绸之路与中亚各国和西方进行贸易的通道因5世纪嚈哒人的入侵以及随后阿拉伯人的扩张、伽色尼（Ghazanavid）王朝的占领而中断时，这条通道就显得更为重要18。因此，非常有可能佛教徒和朝圣者在当时或此后使用的也是这条道路。

　　5世纪后，印度河河谷遂成为广义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各条河谷成为进出主干道的通道19。几处摩崖石刻的发现证实了这一点。拉达克同巴尔蒂斯坦语言相同，它与这一地区之间的直接交流主要是通过沿着印度河业已存在的路线，比与周边其他地区文化、政治上的联系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耶特玛尔曾发表巴布尔（巴尔蒂斯坦）发现了三处佛教浮雕石刻造像，有名的9世纪浮雕佛像：吉尔吉特附近的努普让（Naupura）、斯卡都附近的曼达尔（Manthal），与拉达克尤其是卡吉尔地区发现的浮雕造像有着相似的艺术风格20。

　　拉达克车地路边的摩崖石刻是受到印度佛教直接影响的最佳范例，石刻的内容有未来佛弥勒、一朵莲花，一名骑马人和观音菩萨。这些浮雕造像表现了前吐蕃时期最重要的痕迹即来自印度佛教的直接影响。这些佛教形像具有明显的印度渊源，从图像和历史角度考虑，不可能早于9世纪太多。

　　早期历史时期晚段和中世纪早期（10-11世纪）的摩崖石刻发现于恰玛昆布、卡泽卡尔（Kartse Khar）、图麦、萨尼（Sani）、宗德（Stongde）及巴都（Padum）。恰玛昆布村（卡吉尔南约33公里）附近的早期石浮雕观音菩萨及两侧的两位女神像（图二）的雕刻时间一定早于11世纪早期第一座藏传佛教寺院聂玛寺的建立21。一位男性供养人身穿一件简单的厚重系带宽松外衣，一位女性供养人身穿一件多层裙（图三）。供养人的服饰与巴尔蒂斯坦邻近地区最近发现的古壁画中的当地供养人服饰非常相似22，与协地的五如来石刻中世俗供养人的服饰也相似（见下文）。从巴尔蒂斯坦到卡吉尔的印度河地带及拉达克的印度河上游地区，在石刻流行的这一时期，似乎贵族及世俗供养人都穿这种服饰。

　　图二 恰玛昆布石刻（苏茹河谷），主尊为观音，两侧为乾闼婆，下方为世俗供养人（作者拍摄）

　　除了穆白克，拉达克令人印象最深的石刻位于苏茹（Suru）河谷桑科（Sanko）村附近的卡泽，从卡吉尔到桑噶（Zanskar）的路上。这是拉达克现存最高的石刻像，高达7米多，头部两侧有一对飞行姿态的乾闼婆（gandharvas, 乾闼婆是梵文的音译，又叫“天歌神”“香音神”，为飞天的一种译注）（图四）。头戴的三尖花冠是克什米尔造像特点，头冠下的联珠环带是克什米尔铜造像的典型特征。从头冠垂至肩部的缠卷缯带，左肩可以看得更清楚，源自帕梯（pativ），一种波斯王族标志，克什米尔佛教徒借用了这种标志23。这尊雕像身穿一件低腰服饰，类似一块印度腰布。

　　另一尊早期的弥勒雕像（图五）位于卡吉尔北约25公里图麦村，在去往巴特里克（Batalik）附近路上。以前的学者和旅行者都没有注意到这尊雕像，其雕刻方式同卡泽和穆白克（见下文）一样，只是体量较小。它也具有克什米尔铜造像的类似特征，身躯强壮，肩部宽阔，胸部健硕以及十字形肚脐，还有腹肌，都与阿契寺松载殿泥塑造像非常类似。

　　几乎所有的学者和旅行者都注意到了穆白克约7米高的四臂弥勒立像（图六），因为他位于从斯利那加去往列城的路上。弥勒的身份可从其发髻中的佛塔得到确认，佛塔是其常见标识。弥勒像腿部两侧可见刻有世俗供养人，成排站立，抬头面朝主尊（图七）。此外，弥勒左下手持净瓶，左上手持龙花（nāgakeśara），右上手持念珠。第一个标识（佛塔）是印度和克什米尔佛教图像中弥勒的象征24。贯穿胸部的圣带和胳膊上搭垂的简洁帛带是他的种姓标志，弥勒出生于婆罗门家庭25，默克罗夫特和弗兰克正确地注意到了这尊像的婆罗门标志26。其装饰，包括项链、手镯、腰带，都用珠子制成。从各个方面，这尊雕像代表了10-11世纪西部西藏发现的克什米尔铜造像的流行样式，既有弥勒像，也有其他菩萨形象27。这些特征在阿契寺、松达寺、芒域寺和塔波寺的泥塑上也很常见，通常都归于克什米尔艺术家。

　　从穆白克向东至卡拉泽村，弗兰克在此发现了引用更早的贵霜期题记28。弗兰克还注意到一则早期婆罗米文和一则笈多期题记（分别为4世纪和5世纪），此外，城堡和佛塔的周围还有一些吐蕃王室题记。2005-2006年因修建一座大桥，卡拉泽的许多题记和其他石刻遭到了毁坏。如前所述，那些题记证实了从贵霜时期起，卡拉泽就位于主要贸易通道上。这条通道非常重要，因为它是通向西藏和其他中亚地区的门户。从卡拉泽出发向东至列城的路上，沿途的一些村子，如努拉（Nurla）、廷默冈（Tingmogang）、萨博、阿契、尼莫、巴斯廓（Basgo）和塔如，都有一些史前石刻和早期佛塔岩画的发现。

　　在列城及其周边城镇发现的石刻浮雕造像，包括早期的石刻表明，大约9世纪时，列城就好像已经发展成为了一处贸易中心。往来于不同商道的商贾和佛僧汇聚于此。列城地区发现的石刻基于印度模式，与车地、苏茹河谷和穆白克发现的石刻非常类似。本文无法一一列举所有石刻点，仅择重要的一些在下文进行讨论。

　　列城中央市场通往桑噶寺的小路旁有一个小院子，正前开门，内置四尊立像，刻在四块石头上，与羌巴（Changspa）发现的造像非常相似，另一处列城郊区的地点（下文会提及），但最近涂上了黄、蓝、白三种颜色。

　　据当地人介绍，这些石刻过去位于野外，大约1875年附近的桑噶寺修建之后，它们才被收集起来，成排放置在专门为它们修建的屋里。四块石刻均高一米多。右起第一尊为观音菩萨，右手持念珠；第二尊为弥勒，施无畏印；第三尊也是弥勒；第四尊与第一尊相似，但所结手印稍有不同。

　　列城羌巴有一座大塔，是吉祥多门（བཀྲ་ཤིས་སྒོ་མང་）塔。弗兰克推断其年代为公元700-900年门人和达尔德人时期29，但其建筑风格却与建于16世纪的协地多门塔（སྒོ་མང་མཆོད་རྟེན་）类似。就在塔的附近，有两处石刻，还有一处位于塔东约100米。

　　石块高约两米，两面皆刻有佛像。正面为一佛像，站姿，结说法印，左手持瓶。背面刻四臂像，高约一米（图八），右上手持莲花，基于此图像特征判定其为观音菩萨30。右下手持念珠，也是图像学上常见的特征。

　　就在菩萨左手下方有一双手合什坐像（手掌合拢在胸前，表示敬畏或顺从），两只左手持邬波罗（utpala）花。观音肩披羚羊皮，这是隐居苦修的标志，并且刻有坐垫，坐在上面禅修。同样的肩带，经常见于西部西藏克什米尔铜造像，亦见于阿契寺松载殿观音的肩上。

　　这尊造像被判定为观音的另一个证据是紧挨着她的体积较小的马头明王像（图八），马头从头冠中升出，左手持剑。马头明王是观音菩萨的化身，具有菩萨原始的忿怒凶猛、活力四射和永恒慈悲31。这是笔者在拉达克发现的唯一一尊马头明王石刻造像：它与林瑞宾（Rob Linrothe）在东印度奥里萨邦拉特纳吉里（Ratnagiri）地区发现的一尊约9世纪雕像非常相似32。

　　除了列城老城区一些佛塔上发现的许多石刻造像（图九）外，还有许多未受到关注的石刻。有一组五尊造像（图一O），年代可能为9-11世纪，近年于列城桑噶宫被再次发现。这批造像高约一米多点。桑噶宫最近由藏文化遗产基金会（柏林）进行了修缮。极有可能，这批造像在房屋修缮前放在外面，后来被桑噶寺收集起来，集中放置在一楼的房子里。桑噶宫是17世纪列城主宫殿区建成之后修建的。这批造像可能长时间被供奉，因为放置造像的屋子已经被油灯熏黑了。

　　2008年夏，笔者拍摄和记录了这批造像，细致的研究有待开展，但其中的两尊像，入口前的一尊和屋子左角的一尊可能分别厘定为佛陀和文殊，智慧菩萨。另外一尊为弥勒（高1.9米），残损严重，躺在桑噶宫附近的空地上。最近，当地人在藏文化遗产基金会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把这尊像移到了桑噶宫前面（图一一）。

　　图九 列城老城区曲特冉踏（Chute Rantak）佛塔上的莲花手（左）和弥勒（右）（作者拍摄）

　　图一一列城老城区桑噶宫附近毁坏严重的弥勒石像及其左侧藏文题记（作者拍摄）

　　列城南、机场附近的噶拉，发现两块石刻。一为立姿弥勒（图一二），高约1.5米，与羌巴石像非常类似，雕刻于一小块石头上，该石块毗邻一晚期圆塔。石块两面皆雕刻施无畏印的佛像。背面弥勒戴头冠，穿低腰裙，类似一块腰布，深浮雕。

　　第二尊造像位于此地点南约100米，仅见上面部分。卡波拖宫（Karpotok House）附近一位长者回忆，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当地人用石块垒了一个棚，保护这些造像免受雨淋日晒。石棚现在不在了，倒塌的石墙掩埋了造像的下部。据头、肩判断，其尺寸与上述造像一样。这尊可判定为莲花手观音，头戴三尖花冠，左手持莲花，肩上披羚羊皮。

　　在列城至卓拉沙（Choglamsar）的路上，我们发现了一块双面刻有佛像的石块，近来被村民涂彩，很难断代（图一三）。

　　图一三 列城地区塔戎（Tyare rong）弥勒立像，近来被迪斯凯特-察尔（Diskit-tsal）村民涂彩（作者拍摄）

　　协地，列城东南约15公里，曾为拉达克古都所在地。10世纪时，据说拉达克的第一位国王拉钦贝吉衮（ལྷ་ཆེན་དཔལ་གྱི་མགོན་）在山顶修建城堡，现今协地王宫的上面仍可见其废墟。协地拥有许多早期佛教石刻雕像，许多高约1米。

　　学者们经常提及的五方如来石刻位于山崖的下部边缘（图一四）33。该处石刻一般断代为10世纪，五方佛站立于宝座上，依据他们各自的坐骑，从左到右依次为：宝生佛、阿閦佛、大日如来、阿弥陀佛和不空成就佛。下面有巨大莲花支撑宝座，一些世俗男性供养人成排而坐，看向上方。他们的穿着同拉达克人服饰相似（goncha, 长袖袍系带），头戴拉达克帽（tibi），同卡吉尔恰玛昆布观音造像中的男性供养人服饰相似。根据石刻的风格和供养人的服饰，可以推测协地石刻反映了这一地区佛教石刻艺术的早期阶段，大概为11世纪早期。

　　协地王宫后面的多门塔附近有一处很好的早期摩崖石刻范例。图像判定为弥勒：精湛的深浮雕，菩萨左手施常见的施与印，手中执从基座长出的长长的莲茎，莲花上置一净瓶。身上穿着的低腰裙同穆白克弥勒像所着印度腰布相似。头戴三尖花冠，身后有头光和背光。在许多方面，它同巴勒公布的断代为1000-1050年的克什米尔观音菩萨铜造像类似34。类似的一大批克什米尔铜造像通常被认为是10-11世纪的作品35。

　　协地王宫东约500米，大金刚母（ལྷ་རྡོ་རྗེ་ཆེན་མོ་）殿附近，有九尊造像排成一排，保存在协地村民近来专门为其搭建的棚屋内。像桑噶一样，这批造像以前放置于野外，因为当地人为了供养在上面抹油而变黑，嘴唇和眼睛被涂红。寺庙院内，中央旗杆（དར་ཆེན་）的基座上立着一块细长石条，三面雕刻弥勒像（图一五）。中央主尊宝座上的人物细节特别有意思，因为同样的人物，举手撑宝座的形像在克什米尔铜造像和阿契寺曼荼罗中也很常见，尤其是松载殿上层的金刚密（Vajraguhya）曼荼罗。

　　根据拉达克著名历史学家扎西饶杰（Tashi Rabgias）的研究，萨第是中亚商道通过的中心之一36。克什米尔至列城再经努扎河谷通向中亚的通道中，可能有一条曾经途经此地。另一条连接拉达克和西部西藏的重要通道，翻越羌拉（Chang-la）山口、穿过萨第至塘泽（Tangtse），再通向西部的日土县。萨第是早期佛教徒和艺术家倾力创作前述石刻造像的地点之一。

　　在通往羌拉山口的河谷城堡废墟附近分布着一组高约一米的石刻造像。据村民告知，萨第地区曾经有九座城堡或堡垒。其中一座城堡废墟旁发现了三块石刻。它们处在露天的斜坡上，直接暴露在阳光和雨水中，风化极为严重。附近居民称它们强巴佛（བྱམས་པ་），强巴是弥勒的藏文名字。他们与协地大金刚母殿附近弥勒造像的尺寸和风格几乎完全相同。它们所在的废墟，曾经可能是专门修建的遮棚。

　　距此一英里的地方，笔者在一条小溪旁边的树下发现了另一块石刻。这块石刻上的造像在当地以“自生观音”（སྤྱན་རས་གཟིགས་རང་འབྱུང་）而著名，即“自生”、“自然产生”的观音（图一六）。该像备受尊崇，村民说附近村庄许多人都来礼拜祈愿，现已被装在木箱里，只能透过玻璃参观。像高约半米，好像有四臂，因为箱子的原因很难看清细部，他的风格和图像同协地大金刚母殿附近的观音小像相似。

　　萨第河谷左侧通往瓦日拉（Wari-la）山口（5200米），经山口北下至迪嘎村。佛教徒、朝圣者和艺术家曾经使用过这条通道。他们可能也走羌拉道，不过这个山口更高（约5400米），且需要花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迪嘎。翻过瓦日拉山口下至迪嘎，沿此道继续前行至努扎夏优（Shayok）河谷。相比经卡敦拉（Khardung-la）山口（5600米），要翻越崇山峻岭，商队里的牲畜无食可觅，这条道路对于商队来说肯定要容易些。经羌拉山口下至夏优河谷的通道也曾是有名的商贸线路，至今仍是如此。

　　迪嘎村，有70户村民，位于一条经萨第的列城努扎路和另一条经萨布（Sabu）村（列城东约10公里）的路的交叉口。印度军队正在铺设一条从萨第经瓦日拉山口到努扎的新路，近来铺了一条机动车道路连接迪嘎。村旁有三处醒目的佛教石刻造像，高约1.5米，雕刻于同一块石头上（图一七）。这些造像为弥勒、观音和金刚手。他们与印度风格造像相似，穿低腰布裙。他们的身躯，从肩膀到肚脐，表现出与阿契寺克什米尔风格造像和克什米尔铜造像相同的向上的力量。

　　努扎位于列城北部、拉达克与喀喇昆仑山之间。努扎河谷自古便是拉达克中亚贸易通道上的一处重要站点。夏优河、努扎河在努扎河谷的中心迪斯凯特交汇，然后西流，汇入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

　　人们仍可以看到这条从列城到于阗的商道的痕迹，比如双峰驼，过去常用来托运货物。笔者在努扎河谷调查时注意到许多摩崖石刻。目前还没有对努扎河谷的石刻进行系统性研究，这是笔者下次调查的内容，因为从提力思到喀喇昆仑山口的路上又发现了更多的石刻，这条从莎车和于阗到拉达克的通道至今仍被商人使用37。

　　提力思村东面，通向萨色拉（Saser-la）的主路旁，笔者注意到一个大块上方5米处有一些石刻，刻的是四尊佛教神像（图一八）。从坍塌的石墙看，这些石像以前曾放置在房子里。尽管这些石刻浮雕像不像卡吉尔和印度河谷的石像雕刻的那么深，但服饰和特征几乎相同，不过脸部更圆。四尊造像皆头戴三尖花冠。从左到右，第一尊造像是文殊，右手持剑，左手持般若经；第二尊是弥勒，手里拿的念珠同穆白克弥勒像的类似，头部的佛塔清晰可见；第三、第四尊均呈立姿，施与愿印。尽管许多细节看不到了，这些造像仍可辨识。另一件瘦长的早期石刻发现于苏木尔村（图一九），位于提力思村北约20公里处，像高约1米，为施与愿印的弥勒，立于莲花之上，头冠上可见有一小佛塔。

　　另一条佛教徒和艺术家当时可能用过的通道，是由羌至努扎河谷的宏德村。宏德弥勒庙旁的桥附近，我注意到湍急的宏德溪流旁边有一处弥勒造像石刻。造像细节早已被雨季洪水冲刷殆尽，但头饰仍可辨识。

　　本文研究展示了佛教艺术进入拉达克，然后又从拉达克进入西藏和中亚其他地区的进程。沿着那些路线行走的人有商贾、传法者、朝圣者和艺术家，他们中的一些人怀揣佛教信仰，不仅沿途传法，而且施作宗教艺术作品。这些石刻和题记为研究拉达克及周边地区的文化史提供重要资料。但令人难过的是，它们难逃自然和人为的破坏。如上所述，一个深刻的教训，卡拉泽公元2世纪的佉卢文题记因修建两座桥而被破坏（最后一座是在2005）。保存和保护这些石刻尤为重要，莫要等它们消亡了，追悔莫及。

　　通过更为精确的调查和与克什米尔造像更为细致的对比分析与研究，有望对拉达克的佛教造像进行更为准确的断代。笔者会带着这一想法继续从事拉达克石刻的研究。目前，我们已经记录了数百处石刻点，这一数字随着进一步的调查每年都在增加。最近我们在曲村一座古塔维修期间发现了一些佛教石刻（图二O）。笔者于2008年在桑噶也调查记录了大量石刻，计划进行细致研究。

　　13弗兰克：《印藏古物》卷1，1994；郭乐知：《阿契寺：拉达克隐秘的佛教圣殿松载殿》1996：11。

　　20耶特玛尔：《穿越印度河谷：发掘前的考古学》，2002；豪普特曼：《巴基斯坦北部前时期的遗产》，2005。

　　26默克罗夫特：《1819-1825在喜马拉雅地区印度斯坦、旁遮普、拉达克、克什米尔、白沙瓦、喀布尔、昆都士、布哈拉等地的旅行》，1841；弗兰克：《印藏古物》卷1，19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