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 介：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任美国哈佛大学、宾州大学、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及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香港浸会大学和台湾中央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石刻文献学和欧美汉学。出版《魏晋南北朝赋史》、《刘克庄年谱》、《赋学论丛》、《石学论丛》、《古刻新诠》、《石刻刻工研究》等。

　　关于纪念和记忆，首先要做一个简单的解释。我们大家都理解，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如果用中国古代的词语来说，人是一种“群”的动物，人必须跟群体生活在一起，才不会感到孤单。因此，人总是害怕被遗忘，更害怕失忆。对于个体的人来说是如此，对于群体的、社会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有这样的害怕和恐惧，人就非常重视纪念和记忆，来求得群体的认同。这种群体的认同一方面是历时的，另一方面也是共时的。就纪念来说，一件事情、一个人物、一项公共工程，往往都要利用或者采取某一种形式来进行纪念。纪念既有共时的、又有历时的认同，跟纪念相比较，记忆则比较倾向于历时的认同，对前人以及前代历史的记忆，基本上是一种纵向的群体认同的延伸。英文中说到纪念的时候，有两个比较常用的词语，一个叫“memorize”，这个词语也可以表示记忆。另一个跟纪念相关的是纪念碑，“monu－ment”，如果把它拓展成一个抽象的名词，就是纪念性，叫“monumentality”。关于纪念碑或者说纪念碑性的概念，已经被学术界运用到中国古代美术以及建筑的研究当中。芝加哥大学教授、著名学者巫鸿先生在很多年以前写过一本书，叫做《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中的纪念性》，他所讲的纪念性其实就是纪念碑性，他所讲的中国早期艺术和建筑当中，其实包括很多古代的石刻。

　　记忆是人类的一种文化本能。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来进行记忆，这些记忆的成果，我们有时候称之为记忆，有时候称之为历史。如果要分辨这两者有什么不同，也许可以说，记忆是历史的另外一种形态，记忆是没有经过史家加工的一种初级的、粗略的历史形态。

　　中国有非常发达的记忆文化，在悠久的历史中，先用了多种记忆媒介。最早有结绳记事，在还没有文字的时候，先民用一根绳子打一个结来记录今天发生了一件什么事，这时的“绳”就是一种记忆的媒介。相对于这种记忆方法，后来出现的文字当然要高级得多，也有效得多了。据《吕氏春秋》记载，在夏禹的时候，“功绩铭乎金石”，人们把功绩铭刻在金石上面。这里就提到两样东西，一个是金、一个是石。一般来讲，金是指青铜器，石就是我今天要说的石刻。夏禹时代的金石，今天看不到一个确凿可信的实物。相传夏禹治水，曾经刻过一个《岣嵝碑》，上面的字体非常奇怪，有人称之为“岣嵝文”，究竟碑上的每一个字怎么释读，是什么意思，从古到今，有众多的学者进行过考证和研究。这里我们不去深究它是一种什么文字，不管它是什么内容，也不去追究它是真是假，如果我们相信《吕氏春秋》上面的记载的话，那夏禹时代应该有了某种金石铭刻，而这个金或者石，那时就被人们作为记忆的媒介。

　　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大家熟知的。甲骨文上面锲刻的文字，也是一种记忆的媒介。“铭刻”遂成为记忆的一种方式。跟石刻相关的，在商代有“商伐鬼方纪功石刻”，相传还有“箕子就封碑文”。再往下看周代，相传周代有好几件大名鼎鼎的石刻，几乎都跟周代的名人有关系。比如说，周穆王纪功石刻，还有传说在比干墓前面有孔子留下的题字。再有，据说季札去世的时候，夫子也到他的墓前面并且也留下了题刻。无论是周穆王纪功石刻，还是孔子在比干墓和季札墓前面的题字，都是不能够当真的，都是一种历史的传说。那么，这样一种传说不是偶然出现的，而是有其背景的。这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中国历史悠久的石刻文化，以及中国人把石刻作为记忆媒介的历史文化传统。

　　中国的记忆文化，从结绳记事到刻于金石，这还都是比较初级的，到史书的出现，才发展到了很高的境界。我们今天去看《说文解字》这本书，书上对历史的“史”字的解释，就是：“史，记事也。”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连续不断的《二十四史》，这就是一个不间断的文化记忆，能够充分表明中国记忆文化的发达。除了这些正史以外，我们还要注意到野史，还有其他的一些记忆文献。这其中，汉唐石刻就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汉唐石刻能够对正史起到订正、补充的作用。所以，它是一种非常重要而且形式相当特殊的记忆文献。

　　如果我们不从正史的角度，而是单从记忆的角度，来简单对其做一个划分，记忆可以划分为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有比较小的集体，也有比较大的集体。比较小的集体，包括一个家庭、一个家族、甚至一个村落；比较大的集体则可能是一个州县，乃至全国，甚至也可以是整个一个时代的人群，或者某种更大的社群记忆。记忆有的是私人性的；有的则是公共性的，要看这个记忆涉及的是什么内容，属于什么样的类型。如果是一些比较个体的、私人性的记忆，那么，这些记忆就难免有一些主观性。如果是一些集体的、公共性的记忆呢？它的客观性就相对比较强一些，但也未必就没有主观感彩。无论是主观还是客观的、个人还是公共的、私人还是集体的，应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

　　中国的石刻非常多，历史也非常悠久。石刻，有时候我们也称之为“铭刻”。所谓“铭刻”，其目的就是为了不要让人遗忘，这两个字充分地突出了石刻这种文献的纪念性与记忆性。简单地说，石刻包括所有刻在石质材料之上的东西，大部分是文字，比如墓碑、墓志。除了文字之外，有的是刻图像，还有的是石刻雕塑。当然，这三者可以同时出现，文字题记可以跟雕像配合、相辅相成的，比如洛阳龙门石窟中的造像，很多都有题记。

　　从东汉开始，石刻传统绵延不断，经魏晋南北朝，历唐、宋、元、明、清，石刻文化一直延续了两千来年，历史相当长，而且种类非常多。如果仅限于汉唐石刻这一时段，我们可以这么讲：汉唐石刻非常丰富，不仅类型丰富，而且内容丰富。另一方面，汉唐石刻还是一种原始性的文献。因为我们现在看到的绝大多数汉唐石刻都是当时、当地所撰所刻的。此外，跟宋、元、明清以后的石刻相比，除了要强调它的原始性之外，我觉得还要强调它的唯一性。宋、元、明、清以后有很多石刻文字，除了刻石之外，很多作者也将其收入个人文集之中。但限于当时的物质条件，汉唐石刻里面的很多文字，不见于这些作者的文集之中，或者作者的文集没有流传下来，甚至有很多石刻文字，我们根本不知道是哪些人做的，因为石刻上没有留下名字。所谓唯一性，就表现在没有纸本文献与之印证。

　　汉唐石刻最重要的两大类型，就是“碑”和“墓志”，碑志里面的文字内容对于研究记忆文化及其历史传统的价值是很大的。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用途广泛。在东汉开始使用碑刻以前，“碑”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纪念碑、神道碑和墓碑。“碑”最早的用途有三个，第一个是在宫殿里面标识日影，类似日晷；第二个是在廊庙中用来拴系牲口；第三是在墓地用来穿绳子牵引棺材下穴。后来，在东汉发展起来的三种碑，恰好可以与这三种用途相对应：纪功颂德碑；祠庙碑；墓碑或神道碑。

　　我们今天讲到碑，往往首先想到墓碑，会跟悲哀、悲伤的“悲”联系起来。但实际在汉代，很多碑并没有悲伤的意思。比如，用在山川祭祀封禅这些公共场合的碑，其主要基调是歌颂和纪念。一开始，汉代碑刻主要是用于公共事业、公共场合，后来也慢慢的用于某一个人。比如，有一个地方官开通连接关中与汉中的褒斜通道，当时就有人给他立了一个摩崖碑刻《褒斜道摩崖》。所谓摩崖，是就着山的某一面自然的石壁刻字，像著名的《石门颂》就是摩崖。在中国的书法史上，古今书评家都给予《石门颂》的书法以极高的评价，说它笔法瘦劲恣肆，雄健舒畅，颇饶趣味，“且喜用长势，多用圆笔。布置巧妙，错综变化。”它的整个章法，有一种特殊狂放的美，后人甚至连想象都不敢想象。

　　碑在东汉最多、最重要的功用还是作为墓碑，这是汉代墓葬里面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当时几乎全社会的人在他们亲人去世的时候，都要想办法建墓葬、立碑，演变成了一种风俗。结果就在社会上造成了攀比，在经济上造成了资源浪费，同时在文风上也造成了一种虚谀。什么叫虚谀？就是没有根据地瞎吹捧。自己的亲人尤其是长辈去世了，找人作一篇墓碑文，当然是希望多说好话，这是可以理解的。发展到后来，连七八岁就夭折的小孩子，如果看碑文的叙述，几乎都是神童。到了东汉末年，曹操认为此风不可长，就禁碑。从魏晋直到刘宋，政府都有禁止立碑的规定。所谓禁碑，就是通过国家的律令，以体制的力量来消除某些不合社会规范的记忆，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一历史记忆。因为禁碑，有些人就寻找变通的方法，把原来应该立在地面上的碑，偷偷地埋在墓里面，慢慢就有了墓志。

　　墓志也叫墓志铭，最初是从碑转化过来的，所以最早的墓志都是碑的样子。一般来说，标准的墓志是正方形的。北朝唐代成熟期的墓志，上下两块，下面是墓志，上面是墓志盖。“墓”是生和死的分界线、标志点，“志”的意思是记住，“铭”的意思是铭记，所以，墓志铭对于一个生命来说，是发挥记忆和纪念功能的一种文字。墓志铭产生的主要背景是魏晋南北朝禁止立碑，另外则是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北士南迁。到了东晋末年，这些北方士族侨迁到南方已近100年，他们逐渐清醒地认识到回不到北方，只能落地生根。但他们仍然念念不忘北方的家乡，所以，从王、谢等侨姓士族开始使用墓志，在墓志中寻根追源。从考古发掘来看，最早的墓志出现在4世纪末，使用墓志的都是王家和谢家的。这些家族在当时有强大的文化影响力，世人纷纷效仿，整个墓志制度就推广开来，南朝墓葬制度中就多了一个新生事物。

　　早期墓志文有一个特点，跟后来的墓志铭不一样。一般碑文或墓志文，前面都是散文的序，然后再有一段韵文，即先序后铭，但是早期的墓志铭有先铭后序的。这说明铭文在早期的墓志铭里面更关键，因为铭文更有文采，又押韵，而早期的序文非常朴质，加上铭序两者相对独立，所以，一些文章选本只选录铭文。南朝有个很有名的作家叫做任昉，他写了篇《刘先生夫人墓志》，《文选》就只选其铭文部分，后来很多学者都以为南朝的墓志只有铭文。这是一个误解，因为那些序没有文采，书中没收。铭是韵文和美文，显然有助于记忆。序不押韵，但内容却有关家世，是重要的历史记忆。

　　汉唐石刻是中国式的纪念和记忆，这里着重强调的是“中国式”。中国石刻尤其是汉唐石刻有区别于其他国家石刻的特点。第一点是体制形式。碑志形制虽然各地各代不尽相同，但大致体式是一样的，而且，刻石时对石材选择非常重视。唐代的很多巨碑到现在一千多年，敲上去还当当作响。一些名家书写的碑刻经过无数次棰拓，依然完好。

　　第二点是文章形式。石刻文章绝大多数都是非常讲究的，尤其是碑文。碑文有两个部分，一个是散文的序，一个是韵文的铭。我要强调韵文的铭，从汉代、唐代到宋代，一直都有人把铭文称之为“铭诗”。从文学的角度来说，我认为这个称呼名副其实，值得重视。从文体的角度看，汉唐石刻有各种各样的文体，一般来说，不是高手没有资格撰文。

　　第三点是艺术形式。刻石要请书法家来写，碑上的篆额、墓志的篆盖，都要请当时的名家，旁边还刻一些纹饰，极具艺术价值。今天研究中国美术史、艺术史、书法史，几乎没有办法脱离石刻，宋以前的书法史主要是建立在石刻文献基础之上的。如石刻中的唐代书法家，初唐时代有褚遂良、虞世南、王知敬、欧阳询、欧阳通父子、薛稷与薛曜兄弟；盛唐时代有李阳冰、颜真卿、李邕、苏灵芝、褚庭诲、蔡有邻、韩择木、史维则、梁升卿、徐浩；中唐时代有柳公权、沈传师、裴璘、唐玄度；晚唐五代有徐铉与徐锴兄弟。

　　第四点是文献形式。石刻文献有三种形态：实物的石刻、拓本(包括照片)的石刻和录文与题跋的石刻。如果说实物石刻的中国特色还不够突出的话，那么，拓本和录文、题跋肯定是有突出中国特色的。别的国家对于石刻的研究，没有像中国那样传统悠久、资源丰厚。

　　第五点是礼仪形式。汉代人为什么那么重视立碑？因为立碑关系到社会观感、家族脸面。碑不只是一个家族的事，是与死者相联系的整个社会群体共同的责任。汉代有所谓会葬制度，立碑以后，汉代人在春秋佳日都会到墓上去凭吊，所以，墓场成为东汉人很重要的亲族聚会的场所。我们读《世说新语》，看到杨修经过《曹娥碑》，读到当年蔡邕留下的几个题字，“黄绢幼妇，外孙齑臼”。实际上，很多人都会像蔡邕那样到墓上去看看，读一读碑文。

　　除了形式外，汉唐石刻的内容也独具中国特色。首先是刻中国的经典，包括儒家、佛教和道教的经典。以儒家为例，在中国历史上一共有过七次刻经，为什么要把儒家的经典刻在石碑上呢？东汉时，文献传播非常艰难，要把经书刻在石碑上，立在洛阳的太学门外，供人抄写，以便传播。所以，就有了汉灵帝熹平四年(175)刻的《熹平石经》。接下来是三国魏正始年间又一次刻石经，后来是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后蜀广政元年(938)又刻过两次，汉唐之间共刻过四次石经。从文献传统、学术记忆和文本记忆来说，汉唐之间这四次刻经是比较重要的，后面三次尤其最后两次即南宋石经和清代乾隆石经，在文献价值方面已经不重要了。南宋印刷术兴起以后，石刻在文本和文献传播方面的重要性就降低了。

　　石刻中另外一个比较有中国特色的内容是药方。如果说石经代表的是精英社会和经典知识；药方则代表着是民间社会和日用知识。龙门石窟里有一个石窟叫“药方洞”，刻了140剂药方。另外，像华山莲花峰、衡山也有药方。北宋开封大相国寺石壁上还刻有《针灸图》。

　　从学术上来说，宋代发展起来的金石学对于石刻的保存、传播和影响起了非常大的作用。今天研究汉唐石刻，很多文献为什么能够看到？那是因为从宋代开始，以欧阳修、赵明诚、洪适为代表的学者，收集石刻并进行整理研究。他们还为这些石刻做了一些题跋、校正，留下了他们研究的心得，对我们今天了解和研究那个时代的历史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宋代金石学兴起的历史，其实可以说就是对中国记忆文化收集、编辑、珍藏、转化、积累、传播和研究的历史。我们应该从文化的角度，对欧阳修、赵明诚他们的贡献给予充分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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