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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商代到清朝上博东馆打开一部有形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教科书”
继中国古代青铜馆之后,上海博物馆东馆的第二个常设展厅——中国古代雕塑馆3月16日起对外试开放,为观众呈现一部有形的中国古代雕塑艺术教科书。
这是基于人民广场馆雕塑馆的改陈升级,拓展了文物的数量、门类,并延伸了时间线件/套立体造型文物,数量较人民广场馆雕塑馆增加近两倍,其中,有三分之一为首次公开展出。展线在原有的战国至金代的体系基础上,向前扩展到商周时期,向后新增元明清板块,力求改变大众对这时期雕塑拘谨、守旧、衰败的刻板印象。
先秦的青铜雕塑,秦汉的陶俑和画像石,魏晋的堆塑罐,南北朝、隋唐的浮雕造像,五代南唐钦陵的陶俑,宋辽金的寺观造像、金铜造像,元明清的竹、木、牙雕……步入展厅,中国古代雕塑史上代表性的作品以时间为纵轴一一呈现在观众面前。它们中,不乏诸多代表性的珍品、孤品。比如,存世体量最大的大理国鎏金铜大日遍照佛像,唯一考古出土的带有大都铭文的标准元大都造像等。
首次展出的一批上世纪40年代末从日本追索回国的云冈石窟造像残件,被放置在展厅突出位置,很是引人关注。据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副研究馆员师若予介绍,云冈石窟是北魏王朝举全国之力打造的艺术杰作,在中国雕塑史上地位非凡。这16件造像是1939年至1940年,日本东方文化研究所水野清一、长广敏雄等人组成云冈调查队在清理昙曜五窟(第16至20窟)时采集的,于抗战结束前被运回日本藏于京都。抗战胜利后,经李济、张凤举等先生努力,这批造像于1948年被追索回国。新中国成立后,遵照中央政务院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的批示,这批文物于1955年入藏上海博物馆。展柜中,残件原物与旧照一一对应展出,无声诉说着国人对中华文化的守护。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诗中描绘的盛况,然而,相较于数量众多的北朝造像,南朝造像存世稀少。为丰富展览体系,上博向文博界的兄弟单位借展了部分在雕塑史上非常重要的稀缺文物。以四川博物院藏南朝石造像残碑为例,尽管只剩底座,雕饰却极其繁复,可贵的是碑上的伎乐浮雕在内容结构上与梁武帝参与创作的上云乐歌舞伎一致。浮雕上排为大眼、卷发、演奏西域乐器的伎乐,下排为演奏清商乐的南朝伎乐,既体现了文明的互鉴交流,也证明了作为我国早期戏剧之一的上云乐歌舞伎在南朝时期已由都城建康传播到了成都等地区性中心城市。而日本戏剧源头之一的《伎乐》,它的得名及其主要保存于寺院中,皆与上云乐歌舞伎关系密切,受中国影响。事实上,魏晋南北朝至隋唐,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融合在这一时期的雕塑艺术中蔚为大观。
除了内容上的扩充,雕塑馆的展陈设计较之前也有改变。人民广场馆的展厅相对较小,展览动线结构紧凑、用光较暗,观众置身其中可体验到庄严静谧之感。东馆的雕塑馆则更加敞亮,挑高的场馆层次更加丰富,既有类似展示露天大型雕塑、像小广场一样的开阔空间,又有二楼夹层和夹层上的观景平台,还有多媒体沉浸式体验空间,总体给人通透明快之感。
在一楼至二楼衔接处,是一处层高近8米的独立空间。中心位置,金代漆金彩绘木大势至菩萨像端坐高台上,其头顶悬挂着环形幕帘,相似风格的壁画投影其上,缓缓转动,光影透至四周墙壁,影影绰绰,令人沉浸其中。这尊体量巨大的木雕源自山西南部汾河流域。金、元时期,该地区木雕造像繁盛,艺术造诣高超,其样式影响了当地元、明时期寺庙壁画,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绘塑并举的特征。
记者注意到,展厅中有不少石雕以裸展的方式呈现。上海博物馆副馆长陈杰表示,柜展适合展示材质更娇嫩的文物,而对于石质类的雕塑,裸展符合国际博物馆的通行惯例,同时也延续了之前人民广场馆的传统,让观众可以更加近距离、无障碍地去欣赏文物。我们相信观众的文明素养,当然也会适当设置一些提示牌等,提醒观众文明观展。